水波兴处

作者/宥予

这个年代，籍籍无名的普通人还能出书吗？宥予给我们讲述了他与读书写作结缘的故事。无论在哪个时代，不睬“风口”去坚守一隅的行为，都是做着有用功的西西弗斯。

当我最终确信，再也无法回避写作这件事后，第一处容我踏出的脚落下的地方，就是ONE这个平台。那是2020年1月，我已去过不少地方，做过不少工作，终于开始每天去图书馆写东西。现在回想，那篇小说字数偏多，情绪稍显泛滥，叙事也松散，有赖编辑梅不谈先生多次给出修改建议，小说最终得以留用。我至今仍然记得当时得到的鼓舞。

再往前看，我之所以决定要开始写作，可能最初的缘分，来自初中的一个暑假，那时我的妈妈已经死去好些年了。大雨下了好些天，浊水漫过院子和周围的树林，鸟声和蝉鸣声全不见了，房子漂浮在水面上。我没有别的事可做，在堂屋的木头长椅上看《战争与和平》。风刮断了哪里的电线，所有灯泡都不亮了，劣质纸上的字密密麻麻，有一些外文没有翻译（或许是法语），也缺少注释，昏暗中有些愁眼睛。旁的人不知哪里去了，连天大雨退缩为浅淡的背景，置身于书中的时间里，直到父亲从雨中出现，站在门口的廊下唤醒我：“别看了，这么黑，毁眼睛。”

原来天快要黑了，电还没来。

书中文字我不记得几个了。但，雨声，寂寥，浊水，黄昏，它们与文字一起，开辟出一个迥异于周边世界的空间，我总能一遍遍回去，坐在里面，听见平原的水，看黄昏从天空飘落。

如今书不知哪里去了。那是一本盗版书，我用省下的生活费买的，大概不到两块钱。当时我住校，每周回家一次。我们那里，农民们普遍拮据，初一时每隔一月左右，我驮一袋小麦到学校旁边的面粉厂，然后拿票据找学校会计换成饭票。升入初二后，小麦价格有所增长，父亲算了算账，觉得直接花钱买饭更划算，于是算算每顿的花费，每周给我十块钱。只是计算中忽略了我年岁增长，胃口突然变得出奇大，所以导致我每顿饭都吃不饱。在农村，挣钱之艰难，我深有体会，并不觉得挨饿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而且实在忍得难受，偶尔还能去镇上大姑妈家食顿饱饭。直到现在，每次能见到亲爱的大姑妈，我的快乐里都夹带有几分吃饱饭的愉悦。我已想不起，从我走进书店，在李凉、全庸、古龙今等人的包围下，发现缩在一角的托尔斯泰们之后，到底怎样攒出了买书的几块钱。每每思之，实在庆幸。

当时我们镇上没有正版书可买，这么说不是为自己开罪，因为即使有正版我也买不起。这一点我始终惭愧。我记得封面是蓝色，上面有欧洲贵族人物画，后来我查过，可能是盗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乔振绪先生那一版。和这本书一起买的，还有一本封皮相似的书，已无法确定具体是哪一本，我一度以为是《死屋手记》，不过梳理记忆，发现《死屋手记》是在好几年后读的。

 在《战争与和平》之前，我还在上小学时，不可能有买书的奢望，所有能看到字的纸，我都会摊平来读。上初中的姐姐曾在周末带过几本书回来，有《呼啸山庄》《简·爱》，以及大小仲马的作品。它们在记忆中，早已只剩下名字，但我相信它们和其他书一样，化作那片平原上的土壤。

后来有机会读更多书，但我已经不太能读书了。阅读不过托尔斯泰、鲁迅、卡夫卡、王小波、契诃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加缪、博尔赫斯等等，外加几本日本小说，总体来说，我读书是很少的。直到这些年，陆续又稍多读了些。

在基础的土壤之上，这片平原里，对我构成清晰影响，指导我看待个体视角的，有艾丽丝·门罗，约翰·契弗、雷蒙德·卡佛、保罗·奥斯特，乔伊斯、约翰·麦加恩、威廉·特雷弗，帕特里克·莫迪亚诺。

看契弗写的人，有种人可以突破那些困境的错觉，然后你撞了一下，发现不能，因为没有一个屏障在那里，那是伴生的另一面，不存在一个没有困境的好生活。

卡佛像是随手从生活上撕下来一片，好了，你不能再任由它无知无觉地滑过去，只能直视。它新鲜的毛边，痒与痛，没有一件决定性的大事（并非全部），但你避无可避，发现自己不是和生活融为一体，只是重叠而已，现在啪一声，不是被抖下来的，是不知怎么轻轻走了一步，就走下来了，再没有办法假装那种节奏。然后，此时你必须警惕，因为很容易就陷入到自怜里去。

在门罗那里，事情常常早就结束了，然后它们开始在漫长的时间里释放威力。它们对人施加影响的方式，不在于第一次直接的碰撞，但人偶尔察觉，大概会稍有疑惑，一块石头投入湖面，水波兴起，四散远逸，终于平静下来的水面，还是原来的水面吗？

 ……

阅读中的所得，落实到自己的写作上，并非易事。很长时间里，我始终怀疑，自己是否拥有百分之一的能力，去抵达前辈们抵达的地方。是不是有可能，我推开那扇门，被那些炫目的光晃了眼，以为自己也分享了些许萤火的光，其实只是被灼伤了脑子，留下永久的病变，不得不承受它的折磨？我不可避免地怀疑这个。

只是我无法控制。一遍遍用脚去感受一座城市时，我越来越清晰地察觉到，无形的触手散发出去，连接周围的建筑和植物，一小片光影，多变的气味，无处不在的声音，然后用写出那些文字的人指导我的方式，看到一个个人的脉络与深度。观察那些陌生人，从他们散发出的近乎凝滞的状态里，感受时间和周围的一切如何作用于他们的身体和精神。

但总有几分不尽兴，因为没有和脚下土地的真实连接，我能察觉到，自己只能提供一个嫁接的视角。十岁时，我的母亲去世，此后我长期处于一种不算太好的精神状态，再之后辗转各地，没有一个故乡，与土地的连接早就打断了，无非寄生四处。

有一天晚上，来自重庆的好朋友王露女士聊她的祖父，这位老人还不老的时候，出于对电影的热爱，在诸多看上去更有前途的选择中，坚定选择做一名电影放映员。退休后，城市逼近他的院子，他的果树，他的鱼塘，政府曾经给他的许诺都作废了，只能领每月56元的退休金。有一段时间，他写请愿书，到处走访旧同事收集签名，与此同时，肿瘤在他身体里一日日膨胀，家里只有他一人不知道。

朋友见过那张请愿书，一张不大的纸，下面零零落落一些红色指纹（许多同事已经去世）。死亡前，他躺在自己的床上，吩咐儿子在床边挂起他过去使用的电影幕布。他盯紧这张白色布，几个小时后咽了气。

朋友讲祖父母的家，外婆的家，形形色色的邻居，孤寡的老太太，进城的年轻人，在水泥地上重新生活的老人们。在她的话语中，我看到城市漫过周围的土地时，时间向前时，社会变动中，众多平凡人的失落与骄傲，执拗与痛苦，而这一切在无声湮没。坐在回住处的出租车上，我望着车窗外，黄埔区的街道、树木与建筑，遗憾尚无人写出《重庆人》和重庆版的《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》。但在那一刻，我更加理解了《都柏林人》与约翰麦加恩、威廉特雷弗，理解了门罗，理解了契弗的绿茵山，恍若和那些异国他乡的文学传统建立了某种血脉上的连接。我突然得到一种自由与广阔，我能感受到自己脑子里有东西在生长，逐渐连接到我的童年，我的异乡，我已成异乡的故乡。

要把自己感受的东西，释放成文字，并不顺利。2020年下半年开始写的很多东西，我再也无法满意，不过，我仍然在其中几篇，看到许多可能性。所以，有一年多的时间，我每天在图书馆反复修改几篇中短篇小说，以期找到刺中“真东西”的手感。我无法用几句话说出这种“真东西”到底是什么，我在阅读过的优秀作品里都看到了这种“真东西”，以及作者沿着何种路径，稳稳地刺中它们。

找到这种手感并不容易。每次信心十足地改完一遍后，又突然发现，它们仍然只是一堆垃圾，这种否定实在痛苦，让我觉得自己没有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必要。痛苦中我能做的，只有重新鼓起勇气，打开文档，盯紧那些正在嘲笑我的文字，尝试从中发现新的可能性。好在，一般两三天，我就能捕捉到一些新东西，对文字节奏、叙述视角、切入角度、进入故事的时间点有新的理解，收获一份天大的喜悦。这样一遍遍修改，一遍遍重复痛苦与愉悦，我对如何叙述有了一定把握，可不等高兴，又遇到更大的危机。

或许文字也漂亮，故事也完整，结构也精巧，可是骗不了自己，意识到刺空、刺偏或者擦着皮毛滑过去，笔下的文字触及的东西里，依旧许多情绪、猎奇、小机灵、毫无必要的温情和虚假的浪漫之类，挫败感时常令我心如死灰。

能做的还是只有改。最频繁的时候，几乎每周都要经历一次这样的循环。到后来，我甚至对那种痛苦，抱有期待和享受，以至于如果一个月了还未能发现自己正在写一团垃圾，会微微恐慌，担心我只能停留在当下那种水平了。就这样，进入2022年，刺中“真东西”的手感已经逐渐清晰，并且可以信任。但这并不是要立一个靶子，然后炫技般说，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百步穿杨。不是这样，这种“真东西”，不是结果，是叙述本身散发出来，然后稳稳包裹住叙事。当然，这么说很容易让人误解成，先射一箭，然后再画一个靶子。肯定不是的，相信认真的写作者可以理解，它和靶子完全无关。

然后我决定写《撞空》这部长篇小说。2022年7月末开始，写这部小说的那些日子，和过去两年一样，每天活在一种不确定性中，留意最新的疫情消息，在图书馆公众号上预约，为了心仪的座位早上提前排队，扫行程码、健康码，测温，扫预约码，戴一整天口罩。有一段时间又开始查核酸检测结果，72小时或者48小时。

但文字是确定的，写作过程出奇顺利，从第一行字落笔，花费二十多天，没有停顿地完成第一部分。我预感它将远超我预估的字数，同时觉得应该会是一部不算差的小说，于是开始尝试寻找出版的机会。知道希望渺茫，但还是自我安慰似地发了一些出版社的公共邮箱。之后也尝试找到几家小型出版品牌的邮箱，但都没有音讯。直到8月27日，我在一条微博里，看到铸刻文化的微博，点进它的关注列表，拉到最底下，因为我猜测，它应该会最先关注自家的编辑。确实，就在那里，发现了铸刻文化的编辑王家胜先生，当时心里还吐槽他的微博名字好土气。我编写了一条私信，几百字，简单说了我的目的和我大概在写的东西是什么样子。私信只发出去前面一小部分，我才知道微博里只能给陌生账号发送一条私信。之后几天没有动静，我一边继续写《撞空》的后半部分，一边考虑还能再想想什么办法。好在9月4号的傍晚，这半条私信，换来了这本小说被审读的机会。

继续写时，尽管这本书的前途还不明确，我心中却有股奇怪的笃定。第二部分写到后半程，我已经不再考虑它是不是足够好，以及它有没有出版的可能了，它已经超出我预设的范围，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区域。等到10月中旬，写到倒数几章时，收到了王家胜先生给我的好消息。

一个更令我惊喜的收获是，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，我得到一份更大的自由，它不再依赖于外界，跟我拥有什么，得到什么，失去什么，肉身居于何种境地，都不再有关系。一份无法被剥夺的自由，并且我确认，那并非自欺欺人。这自由多么令人恐惧，好在我已有了足够的力气承受这份自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