潜伏

作者/王这么

小时候我只偷过一次东西。

十一岁那年，我有个好朋友姓余。女生的成长过程中总会有这样的同性好友，下课一起玩，在操场上走来走去，互相告诉小秘密，讲讲其他女生的坏话啦。放学一起回家。她家和我家在同一条路上，我到家后她还要继续往前走，走到客车站旁边，已经快到郊区了。小城太小了，加上看野眼的时间，我们一路同行也不过半小时。

一条柏油路坑坑洼洼地在法梧的树影里延伸，路上有一家百货公司、几家私人小店，还有个集贸市场。余总是超前走，后面跟着我，有时还有二三同学，主要看零食，再次是看头绳、发夹、亮晶晶的假戒指、明星贴画……等等女孩子喜爱的东西。

余是个瘦小活泼的女孩。有一天，她突然说，她能够偷到百货公司柜台上的糖果。

那个年代，你知道的，百货公司的营业员都是老佛爷，一般都是女的，在柜台里高昂着头，一个鼻孔朝天，一个鼻孔朝地，降尊纡贵的目光偶尔飘落到某个胁肩谄笑的小李子身上，小李子欢喜得一哆嗦，恬不知耻地进一步提出非分要求：“同志，麻烦把那个水瓶拿下来看看。”“看什么看，都一样！”老佛爷经常被不识相的王八蛋们气得面凝寒霜。只有碰上熟人，她们才会快活起来。但她们不为难小朋友，因为那个时代的小朋友们，根本没有经济实力和胆魄，能站到高高的柜台下。

这天，就在食品柜台营业员谈笑着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余，镇定地走到柜台前去，大人们谁都没看她一眼。只有我看到她稍微踮了一下脚，轻轻揭开那排玻璃瓶盖中的一个，在花花绿绿的糖果里抓了一把，塞进口袋里，又抓了一把，向门外走开。

我两腿酸软，跟随其后，也溜出了百货公司大门。余分了几粒糖给我。我们就在马路上剥开来吃了。我打心眼里对余涌起一股敬佩之情。说实在的，我不爱吃这种蜡纸包装的酥糖。只是，这门手艺可真了不起啊，比起捏着可怜巴巴的零花钱在校门口买五分钱的酸梅粉，简直可算得上自食其力了。

穷是普遍的，作为双职工家庭，我家过得已经不算差了。我爸经常出差，回家的时候从黑色皮革包里，掏出些时样糖果、糕点，我记得最心水的，是能纵向掰成好几片一片一片品尝的华夫饼干，以及闪闪发光的金币巧克力。还有新衣服——对我和姐姐成长中的身材来说，不是过大，拖到脚面，就是过小，吊到肚脐之上。

我妈是个特别有志气的女人，最恨我们眼馋别人。人家孩子有的，她也会想办法让我们有。在安庆时，同事是上海人，他家的男孩有大红苹果吃，见天就抱着一整个晃到我家门口，歪着脑袋啃，她估量财力，也买了斤把，见那小孩和苹果又出现了，她就抽出菜刀，拈一个苹果，恶狠狠地一斫两半，我姐和我手里各塞一半。后来，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了，那就不是她所能赶得及的了。十六岁，我们全家去省城逛商场，看了柜台里那些东西，我知道，我爸我妈再要强，也再不可能为我们买得起了。这种感觉真是让人难过，所以，那时候，我就有了个确切的理想：要做有钱人，最好是女企业家，像我们老家那些乡镇企业主一样，还要做大做强。比他们所有人都更有目光和远见。

余不再掩饰自己的小小偏好。她什么都偷，基本上都能偷得到。终于那天，我跟着她后面去偷桔子了。我喜欢吃桔子。如果大人不制止，一天能吃个五六斤，吃得脸跟手都黄了。连小便也是恶黄的。我觉得桔子这个东西，多多益善，吃再多都不成负担。何况，大卡车拖来了那么多桔子，堆成山，卖桔子的人就在桔子山上爬来爬去，吆喝，桔子像黄澄澄的雨点往下落，大部分被眼明手快地接住，送到台秤上去，少数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好像贪玩逃学的小孩子，在说，来呀来呀，抓我呀，看得人心痒难禁。

没等余示范，我就冲了上去，左右看看，扑到桔子山上胡乱捞了几把，七八个大桔子进了书包。接着撒腿就跑……成功与贪心使人勇气百倍。在我第二次冲上桔子山时，就很不走运地，被一个男人揪住了，他扭住我的手大吼大叫：“这么小的年纪，就来偷！偷！”后面的细节我忘了，忘了当时是什么反应。记忆在这里起了一点屏蔽作用。总之，是那个男人把我手里的桔子拿走了，把我也赶走了。余很义气地陪着我走到了家。到了家门口，我才发现，书包里还有七八个桔子。我想了想，竟然把桔子拿了出来，放在厨房的饭桌上。我妈问哪来的，我说同学给的。我妈剥了一个吃，说还蛮甜的。桔子就给我家人吃掉了。

我一口都没吃。我看到这桔子直犯恶心。它们是那种厚皮桔子，个头大，皮青黄，皮上有鼓鼓癞癞的，汁水丰富，甜中带酸。贩来本地的大半是这种桔子，我吃过太多了。我看着它们一个个消失在毫不知情的家人嘴里，想，这种事以后再也不能干了。

多年后，我回想起来，那主要是一种在危险面前自保的本能。我太害怕被抓住，太害怕那种羞辱感了。“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要”，父母是教育过的。但那只是一种外在的道德训诫，真正进入内心还需要一些契机，比如像我这样，在很小的时候就尝到了难以下咽的后果。

不久之后，我跟余也绝了交。起因是余偷了同班一个男同学邮册，里面据说都是好邮票，文票有全套，还有猴票，有梅兰芳小型张。家长到学校找班主任，事情爆出来，余供认不讳。顺便还招供了在我家拿过两次钱夹里的零钱。我妈大吃一惊，说，怪不得！我还以为是你拿的！我也气得跳脚起来，怎么可能是我！我妈说这个女孩子人品太差，你不要跟她来往了。

我也没办法跟余再来往，她从学校消失了，听说是转学，也有说是退学。我少了一个好友，很快又有了新的好友。下课一起玩，在操场上走来走去，有说不完的悄悄话……放学一起回家，走到中路，再见都不必说一声地，分头回家。童年的日子像一支随兴而起，不停吹下去的口哨。吹个没完。

又过了大概十几年，很偶然的，听到了余的消息。她初中毕业就进了工厂，就是老家那些羽绒厂、塑料制品厂中的一个。然后，在流水线上被机器吞掉了一只胳膊，只好回家。前几年找了个人嫁掉了，是附近乡下的。

我重新想起来了。当年的余，个头真是很瘦小，脸也小，细弱的黄发。她家里，好像是比较穷，经常挨父母的打，穿来穿去总是那么件旧衣服，很少买校门口零食——都是同学们给她。她小小年纪，就擅长说好话，见到谁都笑嘻嘻，但她人缘并不好。在背后，一些同学说她“讨厌”，“人假”。如果不是这样，她也许不会和我玩，我也是不擅长在班级里交朋友的人。

童年会自动忽略掉许多东西，要到很多年后，才重新展现它们的真实面目。这就叫潜伏。我在十七岁离开那个县城。临走时，全班同学办了个欢送会。但是，绝大部分的人，我再也没有遇见过，绝大多数人的脸，我已经记不起来，就算重新见到，估计也认不出来了。我也没当成女企业家，只混了一个末流小报记者，因不能像其他同事经常有红包拿而深感不平。

我不知道余的理想是什么。我们从来没聊过这个话题。但我知道，大家都有过童年理想的，或大或小，成年以后，很少会有实现了的。甚至早就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