逃课

作者/王深

一

我在一生中展开的无休无止的逃课，始于1993年一个炎热的午后。那年夏天我就读于一所幼儿园，一个课间，不幸在裤子里完成了一次排泄，心中焦急，躲过老师的视线，悄悄走出了学校。由于腿短，走了一百米我就体力不支，也迷失了方向，只好败兵一样原路返回。

多年以后，在这个美丽而扯淡的世上又混了20年，我已经记不清当年走出幼儿园后的具体景象了，但那种孤帆远影碧空尽、拔剑四顾心茫然的焦虑感，始终萦绕在怀，经年不散。如今，每当我带着未交的稿子入眠，便必被熟悉的梦魇侵袭。梦境里，我小心地拽着裤腿，贴着墙壁徐行，一步一个脚印，走着走着就到了一片野草如织的旷野。旷野上明月高悬，罡风伴着狼嚎劲吹，我手无寸铁孤立无援，最后猛然惊醒。

逃课另有说法是翘课，显得轻松活泼；也有旷课之说，似有隐逸之姿。逃课二字，则有鼠辈之态，也含孤独意味。在我身上，还是逃课更合适。

进入小学，直到15岁前，我热爱上学，义务教育的难度不大，尚未形成阻力。我喜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，后来还学会了抢答。在12岁的初一，讲到一篇和英国有关的课文，语文老师闲得蛋疼，突然问道，谁知道英国的全称是什么？

我忘了是从哪里恰好刚刚习得这个偏僻知识了，于是虎躯一震，在角落里，高高举起手来。带着检举他人考试作弊时才有的绝决而自信的表情，我站了起来，洪亮地回答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。

全场寂静。你懂的，那种荣耀感，于12岁的我而言，和《非诚勿扰》的男嘉宾不得不上台灭掉女嘉宾的灯是差不多的。我克制住心跳，目视黑板，佯装平静，深藏功与名。

是的，在义务教育阶段我就是这种学生，充分热爱上课，以抖机灵为荣。直到结束中考，没逃过课。

二

物极必反，后来事情突然就变化了。对上学的热爱，在15岁前由于过于猛烈，全部耗尽。从高一开始，我渐渐敢于逃课，最后工于逃课。

高中的逃课主要是去网吧。在一些晚自习，判断班主任不会来学校，我和同学，就像幼儿园时代那样，悄无声息，贴着墙壁徐行，溜下了楼，跨上自行车，飞速去了网吧。

很多人的自行车都是在网吧被偷的。在回家之后，我们通常会告诉父母，今天在新华书店看书，时间太久，出来发现车子没了。

因此在家长们眼里，新华书店是整个县城里治安最差的地方。现在想起来，很对不起这个书店，那里不仅书卖不出去，还替一众黑网吧背了多年黑锅。

我们去网吧主要是打网络游戏。在智力进展相对缓慢的女同学们看来，网吧是丑恶之地，去那里是不对的。我对游戏没有兴趣，在网吧主要是泡一些论坛，也写一些博客，最早注册的一个论坛是周星驰粉丝会。那个论坛已经关了。

后来县里有了一家特殊的网吧，机器落后，网速极慢，光线不好，空气混浊，永远不开灯，价格却二倍于普通网吧。但是，这个网吧常年人满为患——它的秘诀是d盘里一个隐藏的文件夹。

在那几年的时间里，这个网吧完成了对整个县城中学男生的生理知识教育，培养了整整一代人。网吧的名字起得也好：“清华网吧”。

于是，当老师偶尔问及将来读大学的理想时，总有一帮人不怀好意地回答，上清华。某种程度上讲，那几年，我们县里的男生，其实都是清华毕业的。

除了去网吧，我也逃课去踢球。在如今已经被商业楼盘攻陷的我的中学不远处，正是一条宽几十米的大河。大河奔流，两岸绿草如茵。

三

我逃课出来，和社会上的“大人”们踢一场球。球不免被踢进河里。总有一个人，在众人的欢呼里，青蛙般一跃入水，从水面捡了足球，浑身湿透，上岸接着踢。我不会游泳，心生羡慕。

踢完球，我坐在岸上喝水，心里就泛起了《桃花源记》。“忽逢桃花林，夹岸数百步，中无杂树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。”

过了几年我再回去，这个河岸也被商业攻陷，沦为步行街。夜幕四下，走在上面，必须躲避星火般的野屎。

我也逃课去看球。2006年，郑智在山东，鲁能队在中超联赛呈砍瓜切菜之势，我们溜出晚自习教室，在学校对面的眼镜店里一场不落。第二天，我们把《齐鲁晚报》的体育版剪下来，贴在黑板旁边的电视机上。去年11月，在广州的天河体育场，我看到了恒大夺冠，听着全场高唱《海阔天空》，就想起了属于山东人的2006年。

逃课持续到高考前。六月的烈日焦灼，我和同桌躲到了河边，还买了两瓶叫做蓝带的啤酒。我们躺在草地的斜坡上，碰了碰易拉罐。

远处天空里传来不时响起的上课铃和下课铃。我想，从幼儿园开始，这世界就再也没改变过，上课又下课，下课又上课，乏味的铃声构成了一个恼人的体制。我已经不喜欢举手回答问题，那些艰涩的数学和物理我也毫无兴趣。可我们找不到一个永可躲避的天空之城，唯有不断逃课、逃课、逃课。

躺在河边，我开始进行对人生漫长的怀疑。众生都这么辛苦地活着，如何才能远遁他乡，做一个伟大的自由民？而自由呢，什么是自由，谁来翻译翻译。

我和同桌都翻译不了。正如每个班里都有一个胖子，我的同桌当时260斤——能换算两个我。许多年后，早期以逃课为生的胖子同桌见识了社会的残酷，洗心革面地苦读，后来在长安街上成为一名金融业人士，衣着光鲜，回到家乡所有的老师一听就竖起了大拇指说，诺，我早说你有出息了。

走出中学，我的同桌骂道，我操，当年逃课时，他们可是把我当败类对待的。

四

人生就是如此扯淡，没得计算。高中时我有个朋友的网名叫1024。为了破解这个名字，我拿计算器算过几次，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1024告诉我，24是他高一时候的学号，10则是另一个女生。为了表达一种合二为一的夙愿，他就叫1024。

直到上过草榴之前，我一直认为1024是古往今来最浪漫的网名。

1024后来也去了北京读书，并且成为了10的男朋友，后来分手，去年娶了一个别的什么数字。

几经挣扎，我也幸运地成了大学生。在一个小城，我从军训就开始逃课。迎着烈日，我掀开裤子，指着膝盖上踢球造成的伤痕告诉教官，你看，我不行了。

教官忙于纠正女大学生的军姿，马上摆手打发我：快去休息。

我躲进宿舍开始写小说，也同时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漫长逃课，一直到毕业为止。拍毕业照的那几天，站在前面的女生扭过头来说，同学，你走错班了吧？旁边我的室友告诉她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寝室那个写小说的傻逼。女生不解地问，那你怎么还坚持到毕业呀，写小说的不是应该退学了吗？

但是毕业证已经发了，退学都来不及了。我感到脸红，觉得其实应该有一次说走就走的退学。

过了几个月，阴错阳差，在上海，我进入了一个女生人满为患、校园里满溢香水味的学校读研。参加开学典礼后，我又躲进了宿舍。我从图书馆借来各类哲学书籍，心想，这些是不是能参透人生之真谛。

就这样参了一个多月也没有结果。有一天晚上我看到，有个人在云南写了一个煽情的长微博，总结成一句话就是，新闻行业正缺人呀。

我百度了一下这个人的名字，发现这货26岁就成了一个叫“总编辑”的角色。当时我23岁，掐指一算，还有三年。我想，这是个好行业呀，26岁就能当老大——和职业球员差不多呀。我收拾了一下东西，直奔云南而去，经此一逃，再未回去上课。

五

上个星期我回了一趟上海，路过学校，我的同学读到研三，还没毕业。辅导员老太太迈着略带蹒跚的小步子走下文科楼，她并不认得我。离开学校之前，她善良地一遍遍劝我，不要冲动，要读书。

而我站在那里，用很多年前准备去网吧之前告诉妈妈“我必须去新华书店看书了”的语气说，不行，我不能读了，新闻业需要我。

当然，在新闻业厮混两年后的今年，我发现自己判断错了。岁月如歌，再次掐指一算，还有半年，我就满26岁。回到广州，有一天我在楼道里遇到了总编辑。好在总编辑并不认识我。我小心地打了一声招呼，怕他看出了我的野心。

在报社我常和几个同事躲进烟雾缭绕的会议室，这又是另一种逃课。在这种逃课里，我们讨论为何房价居高不下，也讨论为何稿费居下不高；我们觉得广州的地上车太多，天上的星星太少；我们不想写稿子了，又不知道不写稿子该去干什么。

这人生呐，你说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，我这么多年都干了啥。同事吐一口烟圈说。

知足吧，你都有儿子了。另一个同事打断他。

我深陷在椅子里一言不发，想起了我们县里那条奔流的大河。七年过去了，我逃课出来，一直就躺在河岸上，从来就没离开过。

我在岸上听见铃声。

我听见上课铃响了，下课铃响了。我听见上课铃响了，下课铃响了。我听见上课铃响了，下课铃响了。

王深，记者。已在「一个」发表《拇指时代的小偷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