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十学写字，七十来写书

作者/姜淑梅

有人跟俺说，人生有“五大重要”，第二重要的就是上学摊上好老师。七十多岁的时候，俺遇到一个好老师，老师比俺小三十岁。

老师家有很多书，她说：“想看哪本看哪本，你随便看。”俺找出来《一千零一夜》，挺厚的两本书，先看上册，又看下册。书里有很多字俺不认得，那俺也看，有的字能蒙出来，有的字蒙不出来。蒙不出来的字，俺就问老师。两本书看完，俺多认了不少字。

后来，老师买回来“鲁迅文学奖”获奖作家的书，她看了觉着好，也让俺看。书里有些字俺不认识，可还能看懂，看了也觉着好。

老师问：“你说说哪里好？”

俺说：“细节真细，跟真事似的，是那么回事。”

那些作家里，俺最喜欢乔叶，她写的故事在河南，跟山东老家的风俗差不多，老家的事俺一下就想起来了。

跟老师看了两年书，认了两年字，老师跟俺说：“你也学写作呗，你有一肚子故事，不写出来太可惜了。”

俺叹口气，说：“俺早就是坐吃等死的人了，能对付着看书，就谢天谢地了。好多有文化的人都不会写作，俺哪能学会？”

老师说：“试试呗，不试你咋知道？试了你就知道了。”

说这话的时候，是二〇一二年四月末，俺周岁七十五。老师跟俺说了几次，说得俺有点儿活心了。

俺是安达的五七工，也叫家属工，五月份和十一月份都得回去认证，让人家看看你是不是活着，不认证工资就给你停了。

五月份回安达，俺对二女儿说：“这次回绥化，俺想跟你大姐学写作。”

二女儿说：“写吧，东边茅楼没纸了。”

俺去大儿家，说：“儿子，俺再去绥化，跟你大妹妹学写作。”

大儿说：“妈呀，你要能发表文章，胡锦涛就来接见你。”

俺去大庆看三哥，俺说：“哥，这次回绥化，俺跟爱玲学写作去。”

三哥是个文明人，啥也没说，哈哈大笑，三哥很少这样笑。笑了一会儿，三哥说：“写吧，写吧。”

他们要不这么说，俺劲头可能还不大。他们这么说，俺的劲头倒大了。

六月份回到绥化，俺跟老师说：“你让俺干啥俺干啥，你让俺咋写俺咋写。写不好，你就当素材。”

老师笑了，给俺找了两支铅笔、一块橡皮，还给俺一沓废纸，纸上已经有字了，她让俺在背面写。拿起笔来，俺手哆嗦，横也写不平，竖也写不直，一天写不出两句话来。

俺问老师：“俺这样还能写作？”

老师说：“别着急，谁开始写字都这样，慢慢来。你现在就是一年级小学生，从头开始学。”

写了十多天，手不哆嗦了，横竖也比原来平直了，一天能写三行五行字。老师天天夸俺，说俺有进步。到了六月末，老师说：“你可以写作了，想写啥写啥。”

俺想，写就写老故事，越稀奇越有意思。先写的是胡子打百时屯的事，娘讲给俺的。又写家里请来跳大神的，正好赶上地震，吓得大神尿了裤子，爹讲给俺的。

这两个故事吭哧瘪肚写了很多天，遇到不会写的字就空着，哪页纸上都有很多空。老师下班回来，把俺不会写的字一笔一画写到本上，俺再照着样子填上。好不容易写完了，觉得写得还行，给老师交作业。

老师看了俺的故事，跟俺说：“这两个故事挺好的，就当是练习了，你先放好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写自己的故事，就写你经历过的事。”

“俺经历的事多了，写啥？”

“先写你来东北那段，一个故事写一篇文章。写的时候你要想着，你对面坐着一个人，他从来没听过你讲的故事，你要从头到尾讲给他听。”

俺说：“行，记住了。”

老师对俺可严了。刚开始，俺把出疹子住的宿舍、后来住的大宿舍和三家合买的房子写到一篇文章里，老师说：“不行，拿回去重写。这是三篇文章，必须单独写出来。尤其是大宿舍，必须好好写。”

俺说：“就是一个大宿舍，没啥写的。”

老师说：“几十家住在一个大宿舍，怎么可能没故事呢？你好好反省反省，如实交代。”

俺说：“半夜起夜，有找不到家的，也有找错地方的。”

老师问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俺说：“有几个打呼噜的，可响了，聒得俺睡不着觉。后来干活儿累，就能睡着了。”

老师说：“这样的细节越多越好，你还能想起什么来？”

俺说：“晚上先都平躺着睡。要是半夜翻身侧躺一会儿，想再平躺就难了，那点儿地方早让人占了。”

老师笑了，说：“好，太好了，去写吧。”

没过多长时间，俺把熬碱和卖碱写到一篇文章里，老师说：“熬碱必须单独写。”

俺不同意，说：“一个熬碱没啥意思。”

老师说：“不行，必须写。你知道熬碱是咋回事，现在的人不知道，你得讲给他们听。”

俺说：“明白了，老师你真能挖。”很多文章都这样，让她一点儿一点儿挖出来。后来俺摸着规律，不用她挖，俺自己挖。一门心思想着写作，过去的事一件连着一件都想起来了。

来东北那段故事写完了，老师帮俺整理好，放到她博客上。她跟俺说：“你写的都是好东西，写得太好了，一定能发表。”

俺说：“老师你别哄俺了，你不哄俺，不夸俺，俺也写。一个字不发表，俺都高兴，当了一辈子文盲，老了老了会写字了，有学问了。”

老师说：“不哄你，你写得确实好。”

老师没哄俺，很多人喜欢看俺的白话故事，他们看完了，在老师的博客上留言。俺不会拼音，不会查字典，也不会用电脑，老师就给俺念那些留言，他们都说得那么好。有个叫马国兴的先生，还把俺写的文章推荐给杂志。今年四月份，杂志还真发表了，给了三千块钱稿费，这是俺做梦也没想到的奇事。

俺打电话给大儿，说：“俺发表文章了，你让胡锦涛来接见俺吧。”

大儿嘿嘿笑，说：“妈，你文章发表得不是时候，胡锦涛跟我一样，已经退休了。”

老师跟俺说：“等着吧，肯定有人给你出书。”

俺没事用扑克算卦，算了好几回都不顺，出不了书。

这回老师又说对了，没过几天，出版社找到老师，商量出书的事。

俺这个老师不简单吧？她是俺大女儿张爱玲，在黑龙江省绥化学院教书，作家，教的就是写作。没有这个老师，俺还啥也不是。

回头想想以前实在寒心，俺差点儿就做掉这个女儿。怀她的时候，闹小病晚，跟原来不大一样，俺跟丈夫说：“这个准是闺女。”俺有三个儿子了，再添个闺女，以为他得和俺一样高兴。没想到他生气了，作，逼着叫俺去做流产。

俺不去，说：“不管是闺女是儿子，最少俺要四个孩子。”

他说：“这个是闺女，咱就得做了去。”

俺说：“孩子在俺身上，俺就不去做。”

本来闹小病不能吃饭，总想吐，天天看见他丧拉着脸，俺实在受不了。有天下午，俺去医院了。

妇产科大夫说：“现在四个月了，不能做，做了有危险。”

俺说：“没事，俺身体好。”

大夫说：“我劝你还是别做了。今天上午来了个十八岁的大闺女，怀孕四个月，没结婚。闺女的妈叫闺女把孩子做掉，另嫁别人。手术是张大夫做的，张大夫对她妈说，孩子大了，有危险。她妈说，有啥事也不怪你，非做不可。结果，把闺女做死了。闺女的男朋友在门外，本来心疼不敢进屋，怕进屋挨打。听见屋里有哭声，几步走进产房，抱住爱人哭。闺女的娘上去要打，男孩一脚蹬过去，哭着说：‘老东西，你毁了俺的大人孩子，毁了俺的一家！’尸体推到太平间，他还在后边哭着追呢。”

俺说：“俺不怕死，俺死了也没人哭，你还是给俺做了吧。”

大夫说：“你不怕死，医院怕。你非要做，明天大夫都在的时候再商量吧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俺跟丈夫说：“今天你别上班了。”

丈夫问：“啥事？”

俺说：“你跟俺做流产去。”

丈夫说：“做个流产，去这么多人有啥用？”

俺说：“孩子四个月了，大夫说做不了，有生命危险。俺非要做，她叫俺今天去。你做好收尸的准备吧。”

丈夫说：“咱不去了。”

俺说：“你不去了？你不去俺自己去。”俺抬腿就走。

他拉住俺，没叫俺去。从那以后，他再也不作了。

生了闺女，爷爷奶奶都不高兴，总拉着脸。刚出满月，婆婆就想叫俺去砖厂推车子。俺说：“身上没劲儿，晚几天再去上班。”

婆婆说：“推那小车跟玩似的，俺看有点儿劲儿就能推着跑。”

公公听见了，骂婆婆：“你他娘的去推！那叫一千多斤的车子，你他娘的去玩！”

俺上班以后，回到家也有的是活儿，俺老师躺了八个月，爷爷奶奶谁也不抱。三弟结婚后，弟妹才给抱起来了。弟妹说：“你们这是啥人家？孩子八个月还不抱，啥时候能会走啊？”到了一岁半，老师才会走。

一九九一年，老师得了一个海内外散文比赛的一等奖，去南京领的奖。那段时间俺走路飘轻，心里可舒服了。

一九九九年，老师出版了第一本书。她专门拿出一本书，请给过她帮助的人签字留念。在上面签字的，有她的领导，也有她的朋友。她一个一个念给俺听，人家写的话都那么好。老师说：“你对我的帮助最大，你也给我签字吧。”

俺说：“自己的名都不会写，俺给你写啥呀？”

老师说：“写上名就行了，你先练练。”

俺说：“今天天黑了，明天再写吧。”

夜里睡醒了，俺也想了几句话：“根是苦菜花，发出甘蔗芽。本是乌鸦娘，抱出金凤凰。”天亮以后，让老师一笔一画写到纸上。俺从早上八点练到下午三点，手不哆嗦，天也要黑了，才写到书上。

哪承想，俺这乌鸦娘老了老了，要变成俊鸟了。

来绥化以后，老师一共让俺学了三样东西：唱歌、弹琴、写作。

俺以前就喜欢唱歌，有些歌知道调，不知道歌词。老师先在网上找，再让女婿给打印出来。俺没事就唱，有时候去找爱唱歌的邻居，俺们一起唱。开始气短不够用，现在越唱气越足。

俺不知道电子琴上哪儿是哪儿，也不懂简谱。老师抄了几个歌的简谱，数字写得挺大，她还在电子琴上用黑笔标出数字来。有个邻居过来教过一回，教过一回就不来了，他说：“要是一点儿乐理知识都不会，学起来肯定吃力。”俺老师也不会弹，但她比俺学得快，先弹出调来。俺也照着简谱，到电子琴上找能对上号的数字，慢慢也弹出调来。

这三样东西都是让俺开心的玩具，俺最喜欢玩的还是写作。玩着玩着，天短了；玩着玩着，有奔头了；玩着玩着，心里亮堂了。现在又玩出稿费，玩出书，玩上瘾了，还得接着玩。

（本文选自姜淑梅新书《乱时候，穷时候》。）

姜淑梅，30后写作者